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有一项特殊而重要的工作，守护着党的事业披荆斩棘，走过万水千山，它就是党的机要密码工作。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史料公之于众，它慢慢褪去神秘面纱，逐渐被大家知晓。90多年前，在血雨腥风的严酷斗争中，党的机要密码工作孕育而生。

血雨腥风中坚决应对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遇严酷考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为审查和纠正我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鉴于秘密工作将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工作形式，决议案明确提出，现时组织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的秘密工作。

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随即提议，当月在上海建立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建立，是国共两党严酷斗争的直接产物，标志着中共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诞生。此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议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周恩来还为中央特科规定了“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相互侦察。

中央特科自成立之日起，迅速壮大，并取得了斐然战绩。先后设立4个科：一科为总务科，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洪扬生任科长；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陈赓任科长；三科为行动科，负责惩办叛徒内奸，顾顺章任科长；四科为交通科，负责秘密交通联络，后筹建秘密无线电台，李强任科长。

1928年5月18日，周恩来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定《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规定党的组织形式要适应秘密环境。此后，我党又提出党的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的问题，逐渐建立起一套秘密工作制度。

中央特科的建立与秘密工作的加强，是我党在血雨腥风中的坚决应对和战略抉择，这不仅保全了党中央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奋斗的有生力量，而且为今后我党机要密码工作的诞生、发展乃至壮大打下坚实基础。

历史关键处创业维艰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墅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筹建我党的机要通信工作，周恩来负责领导。其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提出建议，请求代培无线电工作人员。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我党选派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等6人到莫斯科国际无线电秘密训练班，学习电讯业务；后又选派涂作潮、宋濂、谭献犹、刘希吾等4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和有线电通讯技术。

据毛齐华回忆，国际无线电秘密训练班位于莫斯科城内一处独立的三层别墅里。班上除6名中国学生外，还有3个德国人、3个保加利亚人、1个英国人、1个捷克人，共14人。教员是苏联人，用电键“滴滴嗒嗒”地拍发，毛齐华等6人围桌而坐，头戴耳机，边听边抄，抄完后当场校对是否正确。

学习完收发报技术后，他们又开始学习无线电原理和制作机器零件的技术，此外还学习英语、骑马、驾驶汽车、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搞秘密工作等。教室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有一台发报机，隔壁还有一个小工厂。老师提醒他们：“你们要时常到小工厂去看看，争取时间学会使用简单的工具制作电容器、变压器、线圈等无线电技术。你们回国后有些原件可能买不到，那可以自己动手去做。”

11月上旬，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再次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住到李强家，并交给他创建秘密电台的任务：“上海的空中是否可以让我们畅通无阻？”当时，李强心里直犯难：“我是学土木工程的，造桥、挖涵洞、造房子什么的我会，研制收发报机不但不会，而且见都没见过。”最终，李强还是接受了组织交办的任务。中央特科交通科由此改名为通讯科，主要负责这项任务。

很快，时任上海法租界南区街道支部书记的张沈川也接到了组织通知，要他到英租界二马路惠中旅馆一楼见伍豪（周恩来的化名）同志。他按时赴约，进门后，周恩来热情地迎上来，握着他的手，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你来，就是要你去完成一项新的极为重要的任务！”张沈川愉快地接受了参与创建我党秘密电台的新使命，不久便化名张燕铭进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开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收发报技术，并开始研究编制我党最早的密码。

上海弄堂里春意盎然

1929年10月，李强等人组装成功我党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功率只有50瓦，灵敏度不是很高。但就是用它，张沈川和蒲秋潮假扮夫妻，搬进上海大西路福康里9号的一栋石库门房子，建立起我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上海台。

地下电台起初用于抄收国际新闻和国民党情报，它的建立，对上海、南京和天津的互动与沟通，提供了极大便捷。与此同时，“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已经成功打入敌人的心脏，分别占据国民党组织部中央调查科及其掩护机关的要害部门。他们3人所提供的情报，对于苏区红军取得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929年12月17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强和黄尚英携带电台和密码本，长途跋涉，经过层层关卡，到达香港。他们在九龙半岛弥敦道旁小街一栋楼的四层安顿下来，架设起新的电台，用于中共中央、香港南方局和江西、广西的联络。

1930年初，根据组织安排，毛齐华、方仲如、沈侃夫、李元杰、涂作潮等人完成在苏联的学业后，陆续回到上海，相继加入中央特科秘密无线电通讯队伍。

1930年1月15日深夜，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相隔千里的张沈川、黄尚英，按照事先的约定，分别坐到收发报机旁边。当身处香港的黄尚英开始用娴熟的指法敲击发报机的按键，我党第一份加密电报瞬间变为一组组无线电波，划过漫漫夜空，被远在上海的张沈川顺利接收并翻译出来。这标志着我党的机要密码工作正式诞生，宣告了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接收电报的张沈川心情十分激动，后来，他满含深情地写道：“当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看到自己亲手抄收的电报，心里充满了喜悦。”李强也曾在相关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冲破了重重困难险阻，在我们党内首次实现了无线电通信，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说，这是我党通信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

如今，90多年过去了，时间隐秘深处，仿佛可以听到电波往来回响的嘀嗒声，连绵依然。百年党史中的这段峥嵘岁月，至今仍烛照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