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有理想的检察人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人,一个民族,他所信仰的不应该是束缚自己手脚的桎梏,更不应该是绞杀自己的绳索,而应当是一股风,一股催你挺进、催你跋涉、催你奋斗的风。我们检察人所信奉的法律正是这股风,凭着这股风,我们用最大的激情来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凭着这股风,我们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添砖加瓦。
数千年来,封建王朝更迭不休,各路人杰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没有谁可以成为长久的主宰者。“不要让国王成为法律的主人,而要让法律成为国王的主人”,依法治世成为近代西方崛起的圭臬。民主人士黄炎培在看到延安的兴盛气象时,即问毛泽东“共产党有什么对付#39;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39;这一历史周期律的秘诀,对此毛泽东答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说到底,也就是民主、法治。作为一名在基层耕耘了五年多的检察人,我深知检察人身负执法为民之重任,深知检察工作如执国之重器。诚如西方名家纪伯伦的箴言:“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就可以触碰上帝的袍服。”检察人所行之事本应是上帝的权柄,检察人越而代之,能不戒慎?能不恐惧?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接触的有一时失足犯事者,也有屡教不改、穷凶极恶之徒:有本性奸猾恶意逐利者,也有原心良善无奈求助者。出于惩恶扬善的朴素价值,我们跟普通人一样有着“不放过一个犯罪份子,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心理预期,也有着“绝不让良善者蒙损,绝不让奸猾者得利”的真诚誓言。但作为一名合格的检察人,除了这一份朴素的情感外,还应该明法而知理,否则我们就会因个人的好恶而出现法律认识偏差。例如我办理的一起拐骗儿童案,案发时间是1989年,案发后被拐骗儿童的母亲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仅对涉案人处以拘留和罚款后再无下文,该母亲为寻子也向多个部门反映,但均未形成报案立案记录。两年后,小儿子的出世慰籍了这位母亲的悲伤,其寻子计划也告一段落,直到2010年小儿子意外身亡使其重启寻子之旅。在坚持上访和控告下,涉案当事人时隔21年终于被刑事立案。在接手此案时,我就感到颇为头疼,因为根据收集到的证据此前当事人并没有被刑事立案的记录,或者有但客观上已经无法收集,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刑事司法原则本案应适用79年刑法,如此刑事立案已过追诉时效,虽然涉案当事人的认罪供述比较稳定,但法律上的阻碍事由无法满足被害人的意愿。如果满足被害人的要求,起诉要冒无罪风险,不起诉又会招来涉法涉诉上访。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我多次建议被害人可以考虑与涉案当事人的经济赔偿,在被害人坚持刑事追诉的前提下,这一建议也就不了了之。考虑到被害人的感受,我没有对本案草草审结,经自行侦查和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无果后,才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与此同时要求公安机关将被拐骗儿童父母的DNA数据录入失踪人口数据库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此前派出所的不规范执法行为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办案压力,我不希望自身的又一次不规范执法行为成为当事人向我们索要权利的期票。经历此案,我深切感受到,朴素的情感和正义观或可归结为道义,但这并不代表法治意义上的正义,在正义和道义不能并存的情况下,以程序的方式实现正义是我们检察人的最佳选择。
检察人是社会最有理想的一个群体,而最大的理想就是今天在个案执法行为中进步一小点,推动明天中国法治进步一大点。在这里以一首小诗与在坐的各位检察人共勉:
我不去想盛世浮华,
既然选择了检察,
便只会无怨无悔 。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名利 ,
既然钟情于一身藏蓝,
就应该勇敢地吐露真诚 。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有没有暗箭袭来,
既然目标是公平正义,
留给世界的只能是阳光雨露。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检察,
一切,终归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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