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黎明的战斗

——澧县、津市迎解斗争纪实

邱渭波

引  言

在二十世纪初至共和国建立前，津澧大地，是一方革命的热土，是红色的革命老区。这里有不少的革命志士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解放，追求真理，不懈斗争，不惜生命，前赴后继，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歌。

出生于澧县的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蒋翊武，很年轻时，为了社会变革，面对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毅然投身于反清反封建的事业当中，1911年10月担任总司令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被孙中山称之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后在反对袁世凯活动中被捕，在桂林英勇就义，年仅28岁。他为推翻封建帝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出生于津市市的党的“一大”早期中共党员朱务善，为追求救国的真理，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结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并与邓中夏、罗章龙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当年11月，朱务善又组织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他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一大”前全国58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他既是李大钊的学生又是李大钊的战友，他们共同进行了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大革命时期，一批澧县籍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义无反顾地踏上计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反动军阀统治的1925年，旅欧留学回国的中共党员罗宁受中共湘区委派遣和省立二师毕业生、中共党员李立新回澧县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组织。他们首先于1926年3月在津市建立了中共党小组，1926年8月又建立了中共澧县支部。后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基层支部的不断增多，于1926年11月12日成立了隶属于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的中共澧县部委会，杨杰卿担任澧县 第一任县委书记。这些党组织建立后，领导津澧大地的工农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彻底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但是，由于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于上海叛变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自上而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镇压。津澧大地一片白色恐怖。津市和澧县的党组织和群众革命团体都被破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中共渡口支部刘仲宣、雷国衡及40余名农会会员惨遭杀害。清化驿农民协会妇女主任和副主任、共产党员汤守望、卜仕民被敌人用铁丝穿着乳房押往澧县城，用乱刀砍死。其他支部牺牲的多不胜数。澧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1269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但是，这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没有被吓到，中共澧县部委会根据中共常德地委的指示，将机关秘密转移到大堰垱镇附近，在中共“八七”后，更名为中共澧县县委，开始整顿、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党组织。到1927年底，中共澧县县委直辖着1个区委、11个支部。由于形势的险恶，从1928年元月到10月底，因各种原因，中共澧县县委书记先后有5人到任，其中有3位被逮捕，2位被杀害。中共津市党支部在第三任书记张志定牺牲后，一批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又建立起了新的党支部。就这样，这里的共产党人不怕杀头，前赴后继地领导着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且还组建革命武装队伍，打击反动势力，实行红色区域割据，建立县乡苏维埃政权。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先后两次攻占澧州城、先后三次攻占进驻津市，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津澧大地的革命烽火一直炙热地燃烧着，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东扩的基地与重要战场。

贺龙率红军离开澧县长征后，在澧县西部山区留下了李云清、王云武、皮修元、皮楚卿等人领导的12个红军游击大队、3个游击支队、16个游击分队，与转入地下的中共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工农自卫队员一起，一直坚持斗争，成为津澧大地党领导的抗日火种和中坚革命力量。1939年底，国民党五十三军政治部政治队的地下党员韦来宽随五十三军来到津市，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组织10来名青年成立抗日宣传队，取名“怒吼歌咏队”，大力演唱抗日歌曲，鼓动民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8月，韦来宽的共产党员身份被泄露，反动的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下令将韦来宽及宣传队中的共产党员王正德、记者彭仲3人逮捕严刑拷打后杀害。1936年开始，一些从外地回乡的中共党员与隐蔽地下的共产党员一起恢复和重建中共澧县组织，先重建澧县党小组逐步发展为隶属中共常德中心县委领导的中共澧县工作委员会，在1947年7月被叛徒出卖，县工委书记游玉圃及县委领导成员均被杀害工委遭彻底破坏后，又在1941年4月建立隶属南（县）安（乡）澧（县）中心县委领导的中共澧县特别支部。这些党组织和地下党员们不怕挫折和牺牲，顽强的领导着这里的人民群众与反动派及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斗争，一直坚持到1943年的11月。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不屈的津澧大地的人民又开始了一场英勇的迎接黎明的战斗！

一、恢复和建立津、澧党组织，建立战斗堡垒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全国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则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但是，在个国民党控制的常德区域，常德国民党反动派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利用其驻军、反动党团和特务组织更加严密地控制着城乡，疯狂地镇压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爱国民主活动。当时的津澧大地，不仅有大量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屯扎，而且特务组织遍布城乡，还有各种杂牌军队和县团练等，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杀害共产党员，破坏革命活动。人民受灾受难。

毕竟，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而且反动派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人民起来反抗，各地的党组织又开始秘密地恢复、重建和发展起来，并领导人民进行反抗和斗争。

1947年4月，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派中共党员魏泽颖，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农村部棉产改进处滨湖指导所技佐的身份来到津市重建和发展党组织。当时，津市办有省立 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农校），其教职工与学生的宿舍在津市扎花厂，而滨湖植棉指导所也正好设在扎花厂里。于是，魏泽颖便与农校的师生有了密切的来往，相继结识了思想比较进步的教师谭徽岗、学生陈汉、贺敏功等人，并由他们串联一些进步师生办起了秘密“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传播马克思主义 。

1947年夏，左承统辞掉国民党直接税务局职务回乡，经谭徽岗举荐受聘为农校教员，并与魏结识。魏泽颖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培养、审查，先后秘密吸收李快颜、谭徽岗、左承统为共产党员。嗣后，魏又发展了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家乡的周铁泗为党员。1947年11月，魏泽颖邀集谭徽岗、左承统、周铁泗到其家里开会，传达省工委指示，成立中共津市支部，魏泽颖任支部书记，隶属省工委。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津澧大地控制非常严酷，地下党的工作难度很大，稍不留神就会被敌人发现。津市党支部的工作做得非常隐秘，由于新华工厂不便于保密。特别是左承统被农校解聘了教师职务，魏泽颖也离开农校后，党支部更不便于在这里进行秘密活动。于是，他们就将支部的会议和联系点设在宋泽启家。宋泽启是中山大学毕业生，和谭徽岗、周铁泗是中山大学先后同学，其老家与左承统家也相隔不远，宋当时也在“四职”教课，因此，他们都算比较熟悉，他不问政治，政治倾向比较中立。而他当时的家在津市后街，前后共有三栋砖木结构的旧式大屋，深宅大院，其家庭成员简单，只有一个瞎子继母和其善良的妻子。比较隐蔽，不易泄密。他们开会和碰头的方式是，魏、左、谭、周四人在晚饭前先后来到宋家，先打麻将，到深夜宋家夫妇睡觉后，再开会研究工作。这样一直到1948年的3月底4月初。支部的工作也一直做得积极和稳妥。

1947年底，魏泽颖和共产党员周铁泗对津市新华工厂名称中的“新华”和该厂生产的扎花机的五角星球商标（红五角星覆盖着地球）敏感地产生了兴趣，便对该厂进行考察，与该厂厂长李群交友攀谈，互相往来建立信任后了解到：原来他们是由浙江丽水铁工厂转移而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中共浙江省委在铁工厂建立了党总支，日寇侵犯浙江，形势险恶，铁工厂党总支决定一部分党员转移出去，一厂党支部书记李群于1942年4月来到湖南。同年7月，工厂遣散员工，党总支指示后任一厂党支部书记的仇甬夫，带领高培勋、吴新元、贾进生、蔡镇铭4名党员向湖南转移，于8月到达衡阳，与李群会合，并调整了支部委员会，李群任支部书记，高培勋日组织委员，仇甬夫任宣传委员。党支部决定，高培勋到祁阳毓蒙联华弹棉机戒厂和李群一起工作，其他同志在衡阳工作。10月，派出吴新元到江西、浙江找党。1942年底，他们（除吴新元外）都来到津市自办工厂，希望能与活动于鄂西的新四军取得联系。1943年5月1日，津市新华弹棉机器厂在新洲皮家台正式建成投产。魏泽颖和周铁泗更觉得难能可贵是，该厂讲究产品质量，注意方便用户，还修桥补路，救济穷人，深得群众信任。党员一直坚持过组织生活，学习革命理论，并发展党员。除党员蔡镇铭怕艰苦于1944年6月出走外，其他党员都意志坚定。工厂为了能希望与新四军接上关系，还在湖北沙市、宜昌设立了办事处，并派李群3次北上找党。1947年12月，吴新元找党未果，来到津市。这时，新华工厂党支部已有李群、高培勋、仇甬夫、贾进生、吴新元、薛都银、王维荣等8名党员。经过认真考察和厂内党员的要求，1948年1月，魏泽颖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并带李群到长沙面见了省工委书记周里。这时，津市党支部便有了10多名党员。

二、秘密发展组织，机构不断升格

中共津市支部从成立起，就把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作为主要任务。到1948年5月通过培养和考察，先后发展陈汉、粟德忠、贺敏功为党员，并发展了慈利来津的杜修基、安乡来津的金汉川、澧县红庙乡农民彭正祥、三贤乡农民作承金为党员。这时，这个支部已有19名党员。党员增多了，组织壮大了，地域更广了，因此，这年8月，省工委决定，将中共津市支部升格为中共津市总支委员会。随即召开了总支委员会会议，对支部成员进行了分工：魏泽颖为书记，左承统为副书记，周铁泗为组织委员，谭徽岗为宣传委员，李群为工运委员。会议决定总支下设农校和新华工厂两支部，由谭徽岗、李群分别兼任支部书记。会上还对组织的发展工作进行了责任分工，分为澧县三贤、红庙、梦溪乡和安乡县四个片，分别由左承统、周铁泗、谭徽岗、金汉川负责。

9月，魏泽颖和李群两人去长沙向省工委书记周里汇报工作。周里对他们说，国内形势发展很快，白区工作要跟上来，要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员，要抓武装，建立自己队伍，加强敌情调查，加强保密，提高警惕，注意被叛徒出卖等等。

魏泽颖从长沙回津市后，在新设的联络点——左承统开的织布坊召开了党总支会议，传达了省工委指示和省工委将津市党总支升格为中共津市区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并按省工委要求，把慈利的杜修基和安乡的金汉川改由其他组织领导，津市党组织不要再与他们发生联系。会上，魏泽颖还传达了省工委关于他自己要奉调回长沙，津市区工委由左承统任书记，改属湘西工委领导的决定。不久，魏泽颖派李群再赴长沙向省工委书记周里汇报请示工作，周里给李群开出介绍信，让李群到常德与湘西特派员方用接上了关系。

中共津市区工委成立后，下设5个支部：农校支部（书记陈汉，后依次为粟德忠、符鸿基贺敏功）、新华工厂支部（书记李群、后高培勋专任）、红庙支部（周铁泗兼任、后胡先智专任）、三贤支部（左承统兼任）、梦溪支部（谭徽岗兼任）。这时，魏泽颖并没有马上回长沙，而是移居滨湖植棉指导所的官垸棉场领导津市区工委和安乡地下党的工作。1948年年底，魏泽颖被省工委调回长沙，省工委指示方用领导津市区工委工作。1949年1月，方用到津市通过李群与左承统会面取得联系，正式建立领导关系。

中共津市区工委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积极慎重地在青年教师、学生、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串联培养，慎重考察，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到1949年5月，共有党员104名。

1949年夏，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进军华东的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解放了国民党的首府南京；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也势如破竹地向长江防线前进，新中国的曙光就要照射在湘鄂西边区和整个湖南。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省工委于1949年4月底和5月初，在长沙韭菜园召开了重要会议，5月4日结束那天，作出了《关于湖南地区工作的决定》。会议期间，省工委书记周里指示方用，建立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并任书记。湘西工委管辖澧县、安乡、常德、慈利、桃源、临澧、益阳等7县地下党组织和石门的党员。会议结束后，方用立即赶回常德传达精神，布置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1949年5月20日，方用在澧县三贤乡左家塔左承统家主持召开津市、澧县、安乡地下党负责人会议，传达省工委长沙韭菜园会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培养革命骨干建立地下武装，开展军事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开展宣传，做好迎接解放工作的重要精神。部署了建党、建军、统战、策反等工作，并将津市区工委升格为中共澧县工作委员会（简称澧县工委），工委书记左承统、组织委员周铁泗、宣传委员谭徽岗。此时到解放止，澧县县工委建立了高农、新华工厂、三贤、梦溪、红庙、和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四突击队6个党支部，共产党员发展到141名。

三、开展统战宣传工作  发动群众开展迎解斗争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江南作垂死挣扎，残酷镇压革命人士，疯狂破坏群众的革命活动，左承统曾几次被国民党特委盯梢和密捕，由于群众的掩护而脱险，津市农校支部书记陈汉由于培养对象上的失误，被敌特怀疑监视，被迫转移到乡下隐蔽。县工委委员、新华工厂党支部书记李群的行动及新华工厂的革命活动引起敌人的怀疑和警觉，李群被迫转移到湖北沙市，他后来随解放军49军147师行动，没有回津市。面对这样险恶的形势，地下党组织觉得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形成群众革命的汪洋大海，才能震慑敌人，使其有所收敛。

左家会议后，中共澧县工委认真落实省工委会议精神，在放手大胆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宣传工作，发动群众起来为迎接解放而斗争。

在这之前，他们就注意在县、乡的上、中层人士中作一些争取工作。1947年冬开始，左承统、谭徽岗就有意识有目的地走访一些国民党县参议员、中小学校长、开明绅士，了解上层动态，摸摸他们的思想脉搏，谈谈形势，交交朋友。使其中一些人的思想逐步得到转变，向革命方面靠拢。

1948年8月，左承统、谭徽岗 、周铁泗商议，为适应革命形势和地下斗争的需要，研究决定并由魏泽颖报省工委书记周里同意，组建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简称新盟），制定“新盟”章程和盟员登记表到1949年7月，共吸收教师、学生、记者、工人、职员、农民80多人加入“新盟”。这个组织受中共津市区工委直接领导，配合党组织工作，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士，开展宣传和统战策反工作，侦查敌情动态，开展护厂护校护店活动，积极参加反监视、反盯梢斗争和武装暴动，成为津市区工委的得力助手。其中有20多名经受锻炼和考验、条件成熟的盟员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津市区工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城镇，领导工人、工商界人士和广大市民，开展以“反外迁、反逃跑、反破坏、坚持生产、保护资财”的斗争。重点进行了策动津市商会“保境安民”工作。1949年，左承统、谭徽岗结识了澧县县参议员、津市商会理事龚道广、明道中学校长胡友成等人，与他们交朋友，谈形势，指出路。不久，龚道广加入了由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陈采夫组建的“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龚与左、谭等人多次商讨如何安定民心，争取商家不抽资外逃，保持市场稳定。龚道广亦与几个主要行业负责人商议，改选津市商会负责人，使商会为我所用，设法稳定商界人心，不使资金外流，并联系各方，共同维持好社会秩序，保护好津市。不久，他们召开津市商会理事、各同业工会理事长联系会议，改组商会，龚道广当选为商会理事长。此后，津市商会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和要求开展工作，使整个津市的社会秩序一直到解放都基本保持井然有序。

1949年6月，新华工厂党支部派仇甬夫、吴新元等党员到津市电厂、米厂、邮电发动工人，组织护厂队，保护机器设备，坚持生产，保证正常的供电、供米、通讯。

开展革命舆论宣传，鼓动民众起来与敌特进行斗争，迎接黎明的到来，是地下党工作的主旨。魏泽颖刚来津市时，就在农校组建秘密读书会，引导师生们阅读进步书籍，传播革命思想，撒播革命种子。新华工厂支部办起“识字班”，既教工人识字，又秘密传授革命道理，唤醒阶级觉悟。支部骨干在农村也组织了农民积极分子秘密互助社或秘密农会，向农民讲解革命道理，培训革命骨干。

为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中共澧县工委以新华工厂党支部为主，筹建秘密印刷室，先后秘密印刷了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一系列文件，以及县工委对敌人的《劝告信》和对敌特分子的《警告信》，组织党员不惧敌人戒备森严，在街头巷尾广泛张贴和散发，而且还传送到常德、安乡、沙市、宜都等地。

这些宣传鼓动工作，激起了群众斗争的勇气。1947年，澧县国民党反动当局用暴力包办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无理拘捕学生胡定圉，激起民众强烈反对。11月27日晚，九澧联中学生，在共产党员陆仁富、向若水、进步教师曾湘彦带领下，包围县衙，想找政府当局评理，救回被捕学生。反动政府官吏不仅拒革命师生代表与县衙门之外，还竟派武装弹压。义愤填膺的学生，在群众的帮助下，一举捣毁了县政府和县警察局。打跑了反动军警，救出了被捕的学生和在押的壮丁。九澧联中的学生行动，连夜得到津市农校、澧中女师等校的党组织发动的声援，后又得到湖南国立大学澧县34名学友的支援，终于将反动县长王超群驱逐出境。津市农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学生们经常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暴政等。

同时，给民众宣讲革命和解放即将到来的大好形势，使广大人民得到鼓舞，给敌人造成了心理恐慌和动摇，有利于地下党的工作，壮大革命力量。

四 、分化策反敌阵  掌控武装力量

为了掌握革命的主动权和适应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澧县工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决定建立自己的武装，分化策反敌人阵营，掌控武器弹药和武装力量。县委委员分片负责，分头工作，利用各自的人际和社会关系，动员一切力量，采取打进去、拉过来等各种办法，分化瓦解敌阵，使其为我所用。

周铁泗由其兄引荐介绍，结识了大学毕业回乡的红庙乡乡长李代宣，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和考察，吸收其为党员。然后，通过李代宣培养红庙乡自卫队副队长杜昌星入党，并串联自卫队班长陈经武等积极分子，控制了红庙乡自卫队约50人枪。在三贤乡，左承统在1948年8月培养吸收左承金为党员，左承金于1949年4月份起任三贤乡的党分支部书记，通过左承金在自卫队中任班长、副班长的兄弟，控制了该乡20人枪。在荆南乡，由党员陈敦柽、王绍忽、何宗汉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何彬为乡自卫队副队长，并培养何彬、班长方建海入党，掌控了50人枪。在北路联乡，谭徽岗派党员吴传榜到其自卫队直属中队当班长。在东路联乡，共产党员李代宣、刘玉舫对其自卫大队大队长龚建萍、副大队长左心平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其靠拢革命阵营。共产党员赵湘楚，通过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联系其成员雷秀江、于天荫、于自善等人，掌握枪支。到1949年6月，隐蔽在国民党阵营中的共产党员，控制了敌营内120多人枪，为日后的武装暴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掌控了这些武装力量，县工委认为，控制的武装力量还是太小，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还总想千方百计予以扩大。可是又没有门径打入澧县自卫总队和当时驻在津市的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军，于是便拟争取策反游杂武装。当时驻澧县津市最大的游杂武装是国民党上校江正发率领国民党暂编416师独立旅第一团。江正发这个人，虽是一个惯匪，但他出身贫寒，少时为生活所迫加入红帮，因讲江湖义气，成为红帮头目。他们平时行劫的大多是富裕大户。国民党临时把他收编为一个团，只是临时管理利用一下，找到适当的时机还是会除掉他们的。因此，有策反的可能。于是，中共澧县工委先后指派共产党员李代宣、刘玉舫利用以前与江正发的关系，做江的工作，使其认清国民党大势已去的形势，使其思想有所动摇。后又请他们先前的统战对象龚道广出面，通过津市杂货业工会理事长张儒诚做江正发的劝说工作，向江正发讲清当前的形势和他现在的处境，讲明他何去何从的利害关系，劝其弃暗投明，维护好津市的秩序，等待解放军的到来。由于党组织的努力，商会的劝说，使江正发放弃了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念头，成为两面武装。

当时最大的策反功绩在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和中共湘西工委策反陈采夫的工作。陈采夫是1948年9月设法从广州调回长沙的国民党少将军官。他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并由王尔琢、贺声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跟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9月8日，受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派遣，回长沙协助湖南秋收暴动的城市军事策划和指挥。1928年1月底，指挥起义的省军委机关暴露，省军委书记黄鳌和省军委秘书陈采夫等5人不幸被捕。被捕时，陈正在编制计划，被抓到把柄，便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暗中保护了军委书记黄鳌。此后，陈采夫一直在国民党军政中任职。1944年以后，他逐步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反动，萌发了弃暗投明之意。他调回长沙后，多次在军界和政界的好友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并发表《告湖南人民公开信》，准备建立湘西人民抗暴自卫军。1949年1月，陈采夫正准备派人到香港找共产党，被长沙共产党员许在一所知，许便将陈的情况报告中共湖南省工委。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及湖南的形势和陈采夫本人的表现，决定与其联系，促使其回到人民怀抱。省工委书记周里亲自与陈见面，对其行动表示欢迎，陈亦表示听从共产党的安排，为湖南和平解放出力的决心。周里建议陈采夫建立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简称民促社）。1949年底，省工委通过程潜任命陈采夫为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第四保安保安司令部司令（当时常德地区属第四行政区）。1949年5月2日由长沙赴常德上任。当时的常德，国民党不仅有宋希濂的正规军及其以宋希濂为司令、周磐为副司令的相鄂边绥靖司令部的分指挥部，还有暂编师及警、宪、特，情况十分复杂。为摆脱宋、周的监控和干扰，便于开展活动，陈采夫把专员公署从常德迁到澧县。

迁暑后，陈采夫在中共湘西工委指导下，大力发展民促社组织，亲自到常德各县市做争取上层人士工作，策反各县自卫总队和驻地武装力量。1949年5月，省工委长沙韭菜园会议期间，省工委书记周里面授中共湘西区工委书记方用，组建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陈采夫任总队长，方用任任政委。并在全区组建突击大队。从6月下旬至7月下旬，先后建立起5个突击大队。方用和陈采夫商定了各突击大队的番号和主要负责人，还商量制定了各突击大队、地下武装、两面性武装次第起义的计划。湘西工委决定，由中共澧县工委在澧县建立第四突击大队。于是，便有了后面的第四突击大队起义。

五、周密策划部署  举行武装暴动

1949年5月20日，在澧县左家会议上中共湘西工委书记方用传达省工委“韭菜园会议”精神后，除了决定将中共津市区工委升格为中共澧县工委外，还决定立即动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配合解放大军解放湖南；澧县工委利用已掌握和控制的地方武装暴动起义后，成立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四大队（简称四突），由左承统任政委，谭徽岗任副政委，周铁泗任政治部主任，其余领导人员起义后商定派任。

“5.20”会议后，中共澧县工委便精心策划部署武装起义事项。他们准备分三路举行起义，由三位工委委员各负责一路，首先要各自拿出具体的行动计划，经过研究后实施。一路由左承统负责，其计划是：通过三贤乡党分支书记左承金解决三贤乡自卫队2个班20多人枪和通过王绍忽、陈敦村要何彬率荆南乡的乡武装起义，共约80多人枪。二路由周铁泗负责，其计划是：由周铁泗、李代宣、刘玉舫率领红庙乡武装为基本力量，在起义的黎明时，突击歼灭东路联乡自卫大队龚剑平所属的直属中队，再在地下党员与积极分子的配合下，解除官垸、三洲两个乡的武装，如计划全部实现，可得到180多人枪。（至此时，周铁泗还不知道李代宣已做通了龚剑平的工作，因此，其起义计划中仍有突击歼灭东路联乡龚剑平大队的计划。）三路由谭徽岗负责，其计划是：以打入北路联乡大队直属中队当班长的吴传榜起义后的人枪为主力，策反梦溪乡自卫武装，再往北袭取盐井乡的自卫武装，又策反涔南乡的自卫武装，如此计划实现，则可得160多人枪。如三路的计划全部实现，共可得400多人枪。

他们商定在6月24日早晨三路同时起义，起义后三路人马在枫林乡公所如东铺会师整编。因为如东铺在澧县东北部丘林山区，北近湖北公安县，西北临湖北松滋县，属两省三县交界处，也处于三路起义的交汇点，且位于湘鄂水陆交通干线之间，既便于配合解放大军渡江战斗，首先迎接解放湖南，又因距各方敌军较远，如有敌军来攻，也便于做好迎敌的准备。

由左承统负责的一路起义，按照研究的计划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左承统首先找到三贤乡的党支书记左承金，向他传达了县工委进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与他商定解决三贤乡自卫武装的办法。由于国民党县政府新近任命了新的乡长，乡武装人事也有变动，原掌控的乡武装已难以靠住，于是决定采取用农民暴动夺取枪支武器的方式。左承统便要左承金迅速组织农民积极分子20多人，事先组织好动员好，于6月24日早晨在车家溪聚合。并把隐蔽在该乡农民家里的原津市农校党支部书记陈汉调出来，和左承金一起开展动员组织农民暴动队伍。紧接着，左承统又把县工委武装起义的决定和荆南乡的工作任务布置给了荆南乡党支书陈敦村，要陈立即把县工委的决定和任务通知党员王绍忽和荆南乡自卫队副队长、建党对象何彬，要求他们把人枪集合齐，做好战斗准备，听候调遣。左承统又派人到县城把共产党员赵楚湘请来，将左家会议精神和县工委的决定告诉他，要求赵千方百计打入县自卫总队，做内探，为县工委提供情报。后赵楚湘虽未能打入县总队，但他策反了其舅父于天荫、于子善和雷秀江来参加起义。这一路的起义准备工作做得细致充分，只等时日了。

由周铁泗负责的第二路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很到位，周铁泗及时地把左家会议精神和县工委的决定分别传达到红庙党支部、三枫党支部及津市、官垸党小组负责人，并对起义事项做了周密筹划和准备，周自己与红庙乡党支部书记胡先智则守候在红庙，对乡公所武装人员进行具体的组织动员工作。

由谭徽岗负责的第三路起义的准备工作却有些受阻，没能按预定计划实施。

1949年6月24日清晨，当左承统赶到车家溪时，党员左承金、陈汉组织的二三十个农民早已集聚在这里，左承统当即召集几名骨干部署行动并宣布纪律后开始行动，以佯装打架闹架看架劝架的方式，几十人一下子全涌进乡公所，在乡公所的所有人员还没有醒过神来，左承统看准武器装备室，一声招呼，左承金带领人员冲进去，把全部枪支子弹夺到手，按预先布置，早已下了两个门卫的枪。并在马家河召开群众大会，左承统向群众宣布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人民武装起义，向群众宣传了党的宗旨，向敌对分子提出了警告。

正在开会时，澧城的党支部书记赵楚湘率领其舅舅于天荫、于子福的游杂团武装和雷秀江等10多人枪赶来参加起义。

随即，左承统率领队伍北上荆南乡，在荆南乡党支部书记陈敦村和乡武装中的建党积极分子何彬的配合下，经过教育、动员，该乡自卫中队50多人枪全部加入了起义队伍，至此，第一路暴动起义按原定计划成功，队伍达80人枪。然后，队伍向枫林乡如东铺进发，去另两路起义队伍会师。

6月24日前，周铁泗、刘玉舫、李代宣策动了东路联乡自卫大队队长龚剑萍、副大队长左心平及其直属中队起义，龚剑萍、左心平把官垸、三洲两个乡的自卫队集中于官垸码头，与两乡的地下党组织和“新盟”成员一道做自卫队的策反起义工作，两乡的自卫队举戈起义。李代宣又率领早已动员好了的他自己管辖的红庙乡自卫中队加入起义队伍。这样，周铁泗负责的第二路起义成功。6月25日，第二路起义队伍分两路来到如东，与先期到达的第一路起义队伍胜利会师。

六、开展游击战斗  敢摸老虎屁股

两路起义队伍会师后，一面进行休整，一面等着谭徽岗负责的第三路起义队伍来会合，但是一连等了两三天，都不见谭的队伍，也不见谭派人来通报信息。其实，谭负责的起义已经流产。

在这两三天中，左承统、周铁泗他们召开了骨干会议，对起义队伍进行了整编，做出了新的建制。正式宣布这支起义队伍为“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四突击大队”（简称四突）。其领导人员为：政委左承统（中共澧县工委书记）、副政委谭徽岗（中共澧县工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周铁泗（中共澧县工委委员）（以上三人系湘西工委书记方用原来任命的）、大队长刘玉舫（中共党员）、副大队长兼参谋长李代宣（中共党员）、副大队长龚剑萍（稍后入党）。下设三个处：政治处（处长周铁泗兼）、参谋处（处长左心平，稍后入党）、供应处（处长李华清，中共党员），成立四个中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中队，中队长王世经、政治指导员李华荣（均在起义后入党）；第二中队，中队长杜昌星（中共党员），政治指导员洪波臣（起义后入党）；第三中队，中队长陈经武（起义后入党）政治指导员陈汉（中共党员）；第四中队，中队长何彬（起义后入党），政治指导员赵楚湘（中共党员）；警卫队，队长左承金（中共党员）。至此，“四突”有指战员300余人，长短枪290多支。

有了为武装，便开始战斗。周铁泗的队伍在起义的前两天就进行了一场战斗。

1949年6月22日，周铁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午时分，“新盟”盟员、红庙乡公所干事李华荣急匆匆地向周报告，有敌军一个武装排押运两船军火开往沙市，在红庙乡码头临时停泊，船上的军人上岸强令乡公所提供大米、猪肉、鲜鱼及各种副食品，并气势汹汹地抓丁拉夫等等。周铁泗当即派人弄清敌情后，一面设法支使敌人早点离开红庙，一面指派红庙党支部书记胡先智、红庙自卫武装副队长杜昌勋和李华荣率部分武装尾随着敌船，又另派陈经武带一个班的突击力量超捷径小路，星夜赶赴南盘，他自己则赶往江湾要正在此做起义准备工作的李代宣立即抹黑赶到南盘指挥战斗。在一切布置妥当后，周铁泗才返回红庙继续他的紧张的起义筹备工作。

6月23日凌晨，周调去的武装全部包围了停泊在南盘住宿的敌军押运着的军火船。天刚放亮，趁敌人正准备吃早餐后启船之际，我突击队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械投降！”正在吃饭的敌军慌乱不堪地举起手来，有几个想作抵抗，被我机灵的短枪班班长陈经武一梭子快慢机扫射，撂倒三人，30多名突击队员一拥而上，夺取了船中支架着的枪支和船头架起的两挺轻机枪。不到半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缴获的战利品有两挺轻机枪和美式自动步枪、冲锋枪、少量短枪共30多支，还有当时不了解的武器及火箭筒等军用品。敌军全部俘虏或击毙。南盘战斗的大获全胜，不仅加强了突击大队的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突击大队全体指战员的士气和必胜的信心，壮大了突击大队的声威，令敌人大为震惊！

两路起义队伍会师整编后，在谭徽岗北路起义没有消息的情况下，首次军事行动是突袭梦溪镇，以解谭徽岗起义队伍可能遇到危险之危。当队伍进入梦溪镇时，镇里的敌人早已逃走了。后找来谭徽岗问明未实施暴动的原因，谭回答因梦溪党支部被不法分子掌握阻止起义，自己未完成任务而感羞愧。最后，谭徽岗发动一批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了“四突”的起义队伍。这次奔袭虽没有直接打击到敌人，但这一路的四五十里的行军，用事实扩大了起义军的影响，进行了革命宣传。

在队伍向东回师的路上得到情报，有一艘从津市开出的轮船拖着两只大驳船，开往湖北沙市，轮船两侧都架有机枪守护，还有士兵放哨，已过了观音、红庙。得到这个情报，左承统他们判断，一定是某个国民军队党大头目的重要军用物资运输船，他们认为不管是哪只“老虎”的屁股，也要摸一摸，当即决定拿下。于是，派出副大队长兼参谋长李代宣率领第二、三中队埋伏在北河口两岸，给敌船设下伏击圈，又派副大队长龚剑萍，率第一中队埋伏在北河口对岸，以火力封锁河口，防止敌船突破伏击圈北逃，务求全歼。但因部队军事素质不高，一是设伏部队渡河延误了时间，，二是有个战士提前开枪，致使敌船逃脱。

这次伏击，惊动了敌人，大大地触怒了大老虎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于是，一场大规模围剿“四突”的战斗开始了。

七、敌人派重兵围剿  “四突”撤向毛里湖

被触怒了的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想一举剿灭“四突”，他亲自坐镇津市，调集10来个团对“四突”进行围剿。一时间，湖北保安旅1个团，陈策勋独立旅2个团，陈洪、戈斗、刘标3个游杂团及澧县、安乡、临澧、石门四个县自卫总队，从四面八方向挨挨“四突”扑来。

1949年6月30日，陈策勋匪部派江正发团作为围剿先锋，开到距“四突”驻地余家台四五里远的东港，两边隔河对峙。因在此之前，江正发已被策反，且李代宣和江正发、及其副团长南壬癸交情很深，因此，江团到东港后，便派密使给李代宣说：“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宋希濂太岁头上动土，拦击他的船，现在宋希濂老羞成怒，调来10多个团来围剿你们。我们是作为先锋团。但我们是好兄弟，你们看如何是好？江团长要你去与他面商。”李代宣立即把这个情况向政委左承统和大队长刘玉舫作了汇报，当即商定由李代宣或派一个人去与江正发谈判，给江讲明当前大局形势和打与不打的利害关系。李代宣派主任副官唐超诗去谈。商谈的结果是，江部决不打“四突”，互不侵犯，但为了不使陈策勋怀疑，江团晚上要进入余家台，并会朝天开枪，“四突”须先行离开余家台，并适当留点军用品，好让他们回去交差。这是一个好的商谈结果。“四突”便按商谈意见办。

那么，“四突”天黑前要撤离余家台，往哪里去呢？东、西北都有大批敌军紧逼，只有东南方尚无敌军，于是，雷秀江提议，向南进入毛里湖，理由是，他的家就在毛里湖西边，他在那里有群众基础一切供应和掩护，他可完全负责。这样，第四突击大队便向毛里湖进军。

为了防备敌人过早地发现队伍的行动及老奸巨猾的陈策勋旅派部队从津市经红庙直趋官垸码头阻止队伍去毛里湖，只好采取夜行军，而且没有走经官垸码头过豪口再折入毛里湖这样一条较近的路线，而是走从余家台向东南方向经官垸的外洲西洲垸，到夹夹码头过渡，绕道进入毛里湖的路线。这样，既能使敌人误以为“四突”队伍开向安乡而迷惑敌人，也能在敌人不被迷惑而派军队奔走三四十里过四道河来袭击“四突”的情形下，“四突”能轻易发现敌军而采取应对措施。

当天将黑时，大队开始行军，按照预定路线前行，沿线的党的地下工作做扎实，不仅地下党员多，还有“新盟”盟员和众多积极分子，因此，群众基础好。老百姓怕“四突”队伍夜行军迷失路线，便在门前点灯指路，怕行军战士们口渴，便在门前摆上茶水。而等“四突”队伍一过，马上熄灯撤茶，不给万一追击来的敌人以便利。而且还帮助部队掩护治疗伤病员。老百姓对自己的队伍真是情真意切，给“四突”夜行军的顺利提供了很大帮助。

此时，“四突”共有指战员700多人，而枪支这样长短枪330多支，徒手队员较多，虽然他们参加起义革命的积极性是好的，但是对行军和作战都有所不利，不得已，只好动员没有武器的队员离队回乡，继续从事地下工作。这样，通过精简，队伍只剩下不到400人。

经过一夜多次涉水渡河的急行军，于1949年7月1日，第四突击大队便到达了目的地毛里湖。

八、敌军围剿毛里湖  “四突”决策突围

当时所说的毛里湖，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单纯的有很大一块水面的胡泊。而是指位于保河堤到毛里湖西面丘山区间一条堤上20多户人家聚居的一个集镇。它的东北翻过保河堤至李家铺之间有一条几十里长的丘岗，然后就是长约20余里宽约10余里的七里湖。东南过澧水是安乡安保垸内的珊珀湖，南面是民康湖。毛里湖本身呈珊瑚状，向西蜿蜒于丘陵山间。毛里湖附近山峦起伏，水陆湖叉相间，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作为一支小部队开展游击的根据地的。可惜澧县地下党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这里展开过工作，而雷秀江所说的群众基础，仅限于他的附近雷氏宗族和部分乡保绅士之间，因此，“四突”大队在这里无法长期站住脚。

“四突”大队进入毛里湖不久，中共安乡区工委书记金汉川来到毛里湖，通报情况：突击总队指示，鉴于当前解放大军已经渡过长江的急速发展情况，中国人民解放突击总队决定，未暴动起义的各大队不再起义，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地方，迎接解放，已经起义的大队，要坚持斗争，截击敌人。这也就是说，原定起义的华容、安乡等突击大队已奉令不起义，“四突”失去友军的支援，成为孤军，而且处于数量上超过十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之中，形势相当严峻。必须做好残酷斗争的准备。

果然，就在当日，四面敌情报来，敌人集中兵力从四面七路围住毛里湖地区，北面由龚玉藩率澧县自卫总队五个连另加暂一师马泽玉旅及澧县警察中队驻新洲；东及东北面是陈策勋旅三个团和一个独立营驻自治局一带；陈宣震独立营驻官垸码头，张宏勋团、张先棠部驻小渡口作接应；东南面有安乡自卫总队；南面是常德县自卫总队驻周家店；西面是敌暂三师陈洪团和临澧县警察中队一部驻仅距毛里湖30里的石板滩及驻石板滩附近的暂三师刘标团。这还只是第一线合围的兵力，还有随时可以来支援围剿的驻津市宋希濂的正规军主力美装第二军、驻合口的第122军、驻常德的正规部队等等，把一个小小的毛里湖几乎围得水泄不通。当晚，澧县的警察中队的一部作为前哨部队，夜经保河堤向毛里湖偷袭，与突击大队前哨班接触交火，被突击大队击退。毛里湖集镇三面临水，群众基础较差，“四突”严重缺少军需给养，不利于与敌周旋，更难以长期坚守。这时，在常德召开的紧急绥靖会议上，兼任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下了严令，一定要把这支活动于他绥靖区腹地的共产党领导的突击大队彻底歼灭。因此，对于越来越紧缩的包围圈，部队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县工委决定，突击大队分头突围。

那么，大队向哪里突围，怎么突围，开始领导人之间有分歧 。大队参议雷秀江主张就在毛里湖区打游击，如果在这里实在没法顶住，就向西拖到太浮山去。但他没有向大家说出太浮山已有谭杰的第八突击大队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因此，大多数骨干不同意雷的主张，都主张向东突围。于是，大队政委左承统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部队向东突围决定。为了使部队能在如此重兵为困难下突围出去，左承统他们根据敌军的部署情况，寻找敌军的薄弱点和围困的缝隙及自身兵力情形，作出了分兵三路的部署。第一路由大队政治部主任周铁泗、副大队长龚建平、参谋处主任左心平、供给处处长李华清率领第一中队全体指战员和大队部部分干部向东突围，按原大队进毛里湖的线路出去再继续北上经焦圻到达黄山头附近休整伺机与主力会师；第二路由政委左承统、副政委谭徽岗、大队长刘玉舫、副大队长兼参谋长李代宣率大队主力第二、三两个中队和大部分大队干部向东北突围到红庙、三贤、荆南乡等原起义的地区活动；第三路是将原随左承统起义而且是他最放心的原荆南乡和三贤乡起义的人员编成第四中队，任命何彬为中队长，大队参议雷秀江、于天荫、于自善留在此路，先在毛里湖牵制从北、西、南三方围剿毛里湖的敌人，掩护大部队突围出去后，再自己进行突围。这一路的任务比先期突围的更艰巨，更危险，更要富有牺牲精神。

由于这次突围的成败难以预料，更是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县工委根据这10多天武装斗争的严酷考验，商定把这一段表现好的军事人员吸收入党，入党的人员有：副大队长龚剑萍、参谋处主任左心平、第一中队长王世经、副中队长龙望才、第三中队长陈经武、大队参议雷秀江、于天荫、于子善以及左承炳、张云武等。并且在各中队加派了政治指导员，以加强部队在突围中的政治领导工作。特别是对留守在毛里湖掩护大队突围的第四中队，不仅配备的队员要有敢死精神，更要配上得力的政治领导力量，因此，便任命左承统过去亲自发展的党员赵湘楚为第四中队政治指导员，并将农校党支部书记陈汉及粟德忠、刘昌文等都作为政治指导员名义加强第四中队的政治工作。左承统对这个中队的安危特别担心，弄不好全中队会全部覆没，因此，在突围前的骨干会上，他对这个中队的领导指挥者特别强调了他们所负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和党对他们的重托，强调在掩护大队突围后，他们要立即设法将中队撤出去，到原起义的地方找大队主力，如果万一不能把全中队撤出去，被迫在毛里湖打游击时，也要灵活作战，把中队化为小队，寻找时机转移出去。

一切部署妥当后，一场突围战打响了。

九、冲出包围圈  奔袭盐井镇

1949年7月7日，周铁泗、龚剑萍率第一路队伍向东突围。他们派左心平、李华清带一分队为前导，经石龟山附近过澧水，这时，侦察员报告，张九台至汇口一线有由曾济民率领的安乡县自卫总队驻扎包围着毛里湖和陈策勋旅的一团正从澧水东岸搜索而来，原定突围奔往黄山头的路线已受阻，便根据实地情况临机改由无敌军把守的豪口作为过河的突围点，在7日晨部队一枪未放地顺利渡河进入官垸乡，再走了六、七里路，还在包围圈内，指挥者就有点麻痹轻敌指挥队伍在村子里休息，并吃午饭后到下午3点，幸好在这里的群众基础好，有群众看到大批敌军正朝着这个村子来，马上报告部队，队伍才离开，当天傍晚到达夹夹渡口，当即封锁渡口，在夹夹码头东岸附近宿营。尾追而来的陈策勋旅陈宣振团当晚也到达夹夹码头对岸，喊船渡河因被我封锁而不得才退去。

8日清晨，周、龚、左为摆脱敌人的尾跟，率一中队继续北进到新码头下天围垸周先宗家里停下来，并派人到焦圻侦察，得到情报，安乡自卫总队周百比中队驻在焦圻、张家拐、王首石的对河以及甘家厂也有公安县的保安队，这样，队伍就不能去黄山头了，于是决定回头下黄田湖。因为那里有安乡地下党夹洲支部，忆中一带有澧县地下党小组，群众基础好。周铁泗作出这个决定后，他当即与安乡夹洲地下党支部联系，请他们配合部队的行动，并做好曾纪民的工作。李华清则赶到忆中、自治局同地下党接头，做好组织发动群众隐蔽部队和配合开展斗争的准备工作，龚剑萍和左心平则指挥队伍行动最后到无敌军驻扎的澧县西洲垸提务局主任李岁初家住宿。这时，第一路队伍已完全突围成功。

第二路突围主力150多支枪170多人的队伍到达目的地有三条路可选择，最近的路线是走陆路经新洲过澧水到红庙，但有澧县自卫总队600多人及暂一师的部队把守，行不通；第二条路是从保河堤过澧水经官垸码头折入红庙乡，但这一路有陈策勋旅四个团沿线驻守，突围更难。最后只好选择突过长约20里宽约十里的七里湖。敌人认为七里湖这天正在涨大水，刮大风，湖面白浪滔天，而且湖上的所有船只都被扣押，是天险，突击大队不会冒险过湖，因此，把守不严。突击大队恰恰就选择突破天险。队伍在第一路突围队伍之后随即出发，到湖边确实找不到船，正在发愁之际，天无绝人之路，近黄昏时恰巧有五六艘大帆船放空回津市，行入七里湖时，因湖面风大浪急，天空乌黑，不敢继续前行，便抛锚在湖中，于是，左承统派人与船工沟通，要他们将船驶靠岸边，在第二天四更部队便集合做好突渡七里湖的准备，五更吃过早饭，队伍即与留守掩护的第四中队队员告别后上船出发，几艘大船扯起风帆，乘风破浪的向东疾驶，十里湖面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达东岸，此已是1949年7月8日晨，大队主力就这样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主力突围后，左承统即与大队长刘玉舫、副大队长兼参谋长李代宣商议决定，趁敌人还不知大队已突围的动向，迅急奔袭盐井镇，歼灭盐井镇伪乡长、老反革命、大恶霸熊伯范的乡武装。他的乡武装有各种枪支50多支，子弹多，质量好，是澧县各乡中最反动、最凶顽、最难对付的一支乡武装。部队经过一天一晚的急行军，与黎明前抵达盐井峪南的小山岗，左承统和大队长刘玉舫当即要副大队长兼参谋长李代宣趁天未明，率两个中队向盐井峪中的乡公所猛扑冲杀下去，由于李代宣下达命令迟缓，贻误战机，敌人发现了大队队伍，熊伯范带着他的乡武装逃上了盐井的北山，待大队两个中队冲进乡公所时，已是空所一个。

这时，敌人已得知大队的行踪，湖北的两个保安团分路从公安、松滋的相鄂边界向盐井包围而来。突击大队在抓紧吃过早饭后，为躲过敌人的视线，沿着相鄂边境湖南一侧的山丘穿行，向东折南返回。于7月9日下午4时左右，回到了黑鱼湖南的杨家铺。

而这时留守作掩护的第四中队却在进行一场生死大战。大队主力突围后，敌宋希濂收编的暂三师陈洪、刘彪两个团和临澧县的警察中队，从临澧的石板滩第四中队驻地毛里湖刘家铺进攻，过了渡口，中队的哨兵都没有发现，直到敌人抢占了对面的山头开始用机枪扫射时才察觉，由于第四中队的指挥者们没有很好地按左承统的指示执行，而是将队伍集中在一个三面靠湖，一面靠山的地方，过度的听从雷秀江的不抵抗策略，敌情观念淡薄，直到这时才匆忙迎战，队伍被打垮，中队长何彬和代理指导员陈敦村率部分队员突围出来，隐蔽于新洲一带。第三分队长方延海、党员战士张道生、“四突”联络员刘湖林干部肖守元等6人壮烈牺牲。雷秀江、陈汉被俘。

十、游击黑鱼湖  进驻津市城

“四突”主力进驻杨家铺后，仍未摆脱敌人的围堵。7月10日，澧县自卫总队长龚玉藩在得知“四突”主力已返回红庙乡黑鱼湖南后，马上率部来围堵，戈斗团也调驻红庙，湖的北面有湖北保安旅，西面是驻有蒋军一部的澧县城，对“四突”队伍又形成包围之势。面对如此危势，左承统、刘玉舫、李代宣商定，把队伍化整为零，组成小型游击队、小组或单人，把长枪、机枪、子弹等武器埋藏起来，只用短枪和手榴弹进行战斗。白天回家潜伏和隐藏在湖里，晚上出来活动，打击敌人。指挥部设在黑鱼湖中的芦苇深处。黑鱼湖有两、三万亩水面，湖里芦苇丛生，而且地处红庙、枫林、荆南、三贤乡的交界处，是地下党工作基础好区域，又是起义基地，因此，“四突”的队员活动频繁，而且还经常在包围的敌人间穿插出入，敌人总是摸不到大队的行踪。在这期间，左承统还经常带着警卫员有意在这一带的群众中现身，甚至到津市访友，目的就是造革命的声势，向人民表示，“四突”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力量强大，给支持“四突”的人民以定心丸，也给敌人以警告。

“四突”在杨家铺、黑鱼湖活动的10多天里，在保卫工作和供给工作上得到了一位曾失去联络的老共产党员、当地的知名人士李祖益的掩护、支持和帮助。他和李代宣的关系很好，也与刘玉舫相识。大约在1949年7月18日，李祖益约左承统和刘玉舫、李代宣三位大队领导人到他家吃午饭，我们接受他的邀请，到他家时，看到一位约50来岁的敌军官，还带了两个警卫员。李祖益向左承统介绍说：“这就是澧县自卫总队的龚队长龚玉藩。”龚玉藩拍着左承统的肩膀说：“你这个小家伙，你把我们拖得好苦啊，你们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追着追着，你们在这里不见了，却又在那里出现了，总是追不到。有点象捉迷藏不好捉啊，今天总算见到你们了。”左承统回答说：“是你们要围剿我们，我们只得跑快些，跑慢了要被你们吃掉的呀。”龚玉藩说：“我对你们是围而不剿。”在左承统向龚大听一些情况后，又给龚讲了一些大局形势，估计人民解放军马上要渡江了，“四突”被围困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了，动员他和“四突”合作行动。龚玉藩表示现在合作行动有他的难处。左对龚说，要是现在合作有困难，那么，在解放军过江后，切不要跟着蒋帮跑，要向解放军投诚才是出路。龚答应了。吃过午饭后，便各自回去了。

大约在19日或20日，左承统他们得知，龚玉藩和围剿“四突”的敌军都撤走了，他们估计解放大军已经成功渡江，将即进入湖南，于是立即发出通知，集合队伍，以迎接解放。7月22日，“四突”的第一、第二、第三中队全部在官垸码头会师，队伍也集合完毕。从6月22日起义到7月22日再次会师，第四突击大队整整进行了一个月时间的迎接解放的游击战争。

1949年7月22日，解放大军的先头部队进入湖南澧县境内。澧县地下党员与外围人员纷纷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原第四中队指导员赵楚湘在队伍被打散后，他就潜伏在乡下亲戚家里，在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后，他便作为向导于7月22日引领解放军包围了澧县县城。从湖北逃到澧县来围剿“四突”那两个保安团，来不及逃走，据城墙顽抗。7月23日晨，解放军从东西两面对城内发起猛攻，县城被攻克，顽敌被全歼。

这时，津市新华工厂的地下党支部和民主人士龚道广先后派人到“四突”报信，说解放军正在攻打澧县城，津市除了警察中队，国民党军队都逃走了，已成空城，人心惶惶，请“四突”进驻津市。“四突”的领导者左承统他们认为，津市是九澧经济重镇，澧县地下党组织原是以津市为发祥地，“四突”的队伍也是由津市近郊乡的乡武装和附近农村的农民组成的。同时，保护城镇秩序，保卫城镇居民安全，迎接解放，也是省工委给县工委和“四突”的迎解主要任务之一。因此，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津市社会治安，配合南下解放大军行动，左承统他们于23日晨吃过早饭后，便率第四突击大队向津市进军。上午10时左右，在津市人民列队热烈欢呼欢迎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第四突击大队进入津市，津市和平解放。

“四突”大队进驻津市后，当即收缴了津市警察中队的去抢支。也就在当天布置维持市面秩序及社会治安，派工作人员到各保召开会议，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八条，动员工人、学生、店员及工商界进步人士参加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财产，防止公开和隐蔽的反动武装的偷袭与特务破坏。这当中新华工厂党支部的同志们和工人起来很好的作用。

原驻扎在津市的江正发团在澧县工委的一再教育工作下，表示愿意投诚。在“四突”进入津市前，已按县工委的要求，已将队伍撤至津市对河古大同庙内，等待解放军收编。后在解放军进入津市后，接受了改编。

“四突”进驻津市大约第三或第四天，解放军先头军第49军军部派一位联络员乘一辆卡车到津市，将左承统接到澧县县城与大军直接联系，军部周政委、政治部主任和随军记者刘白羽接待了左承统，问澧县工委的上级领导人是谁，左答是方用。那位政治部主任查阅了一份名册，上面有方用的名字，便确认第四突击大队是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并要“四突”继续留驻津市，负责维持津市的社会秩序等等。刘白羽同志要左承统详细的讲了第四突击大队的成立、成长、活动情况。刘白羽同志将“四突”的情况写成一篇长篇通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还在《红旗飘飘》上转载。

1949年7月底，第四突击大队奉令调澧县县城东门外多安桥进行整训。

参考资料：《中共常德地方史》《澧县老区发展史》《津市老区发展史》

（作者：市政协退休干部，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联系电话：13973608046）